一场突如其来的濛濛细雨，似乎昭示着春天的脚步已经踏足了列宁格勒的田野，而随着这一场小雨，其后的几天里，气温果然开始逐步回升，不知不觉中，路旁、湖畔的树木枝条，也开始泛起了浅绿，只是这种浅绿中还隐约带着几许的苍灰。
靠近冬宫的涅瓦河畔，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维克托倒背着双手，在条石砌成的河堤上缓步而行，而走在他身边的，则是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消瘦的中年人——列宁格勒市委副书记格布斯金。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格布斯金一直都在接受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调查组的调查，调查组认为他可能犯有叛国罪，而具体的罪行，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向访问联盟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泄露了攸关联盟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那些卑鄙的南斯拉夫人正是凭借着从列宁格勒获取的情报，同美国人做了交易，从而在华盛顿获得了巨额的经济援助。
实话实说，这种所谓“叛国罪”的裁定非常无稽，调查组的手里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甚至就连他们所提供的控诉书，都存在着前后矛盾、逻辑不通的情况，不过，面对着这样的指控，仍旧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认罪”，而格布斯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迅速对阿巴库莫夫采取了措施，并以贪污腐化的罪名将其投进了监狱，或许要不了多久，格布斯金就得被判刑了。
随着阿巴库莫夫被逮捕，此前列宁格勒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案件，都得到了重新审理，格布斯金所涉及到的“叛国罪”罪行，也因为证据不足而撤销了控诉，在经过了数周的重新调查，又走完了相关程序之后，他直到两天前才全面恢复了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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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格勒，与格布斯金情况相同的党员干部为数众多，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这些人已经陆续回到了原有的工作岗位，截止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调查，依旧处在羁押状态中的人，就只有少数几个级别比极高的干部了。
维克托与格布斯金不熟，准确的说，在此之前，两人根本就没有见过面，格布斯金当然知道维克托是什么人，但维克托却是真的不知道格布斯金这么一号人。
在就任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之前，维克托便已经调阅过列宁格勒大部分党员干部的相关资料了，而通过对资料的调阅，他对包括格布斯金在内的列宁格勒党员干部，有了充足的了解。
作为列宁格勒市的副书记，格布斯金过去主要负责的工作，便是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在内的偏向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相关党员干部的资料中，维克托了解到，格布斯金是当初日丹诺夫同志亲自提拔到列宁格勒市委副书记这个职务上来的，话句话说，他其实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意志推行者。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一直都是很矛盾的人，当然，我认为主要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在很多问题上，都会选择毫无原则的接受后者的建议。”在接受羁押期间，格布斯金显然是吃了不少苦头的，他明显过于单薄的身子微微佝偻着，说话的时候，都有一种虚弱无力的感觉，“当初，在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时候，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态度坚决，他认为在联盟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加强对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的监管，严格的审查制度不仅仅应该在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的发行中得以坚决地贯彻，在小说、诗歌乃至于戏剧、影视作品的发行过程中，也应该严格贯彻。”
格布斯金所说的，是日丹诺夫同志在列宁格勒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过，按照他的说法，日丹诺夫同志在相关的工作中，似乎受沃兹涅先斯基的影响很深。
至于他所提到的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则是联盟两位非常出名的作家、诗人，前者就不说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至于阿赫玛托娃，则是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这位女诗人的人生比较坎坷，她的丈夫在十月革命之后被处决了，而她本人的诗歌从风格上讲，又偏于暧昧，字里行间渗透着大量情爱以及宗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与联盟所倡导的整体文化氛围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日丹诺夫同志就任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便主导了对阿赫马托娃的文化批判。“不过，从前年开始，他在相关问题中的态度和立场就发生了变化，”格布斯金继续说道，“在针对文化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的立场开始变的柔和，这一点从他对待李森科的问题上，就能看得出来。”
维克托点点头，此前他曾经特别关注过有关李森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也知道那个藏身在乌克兰的学阀曾经给日丹诺夫同志写过信，要求对方支持他对“唯心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展开批判。但日丹诺夫同志非常憎恶李森科动辄以米丘林学派大师自居的丑恶嘴脸，因此，不仅明确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而且还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要求科学院做出决策，将李森科调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岗位。只是当时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遭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反对，这才未能获得通过，否则的话，李森科估计早就被下放到某个集体农庄去做农夫了。
其实，主政列宁格勒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工作的深入，维克托对日丹诺夫同志，或者说，是对列宁格勒派所奉行的那一套理论，也逐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他看来，日丹诺夫同志的观点和立场，也不是一蹴而就便形成的，准确的说，即便是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他所奉行的观点和立场，也还未曾成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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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真正的成型，还是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是在联盟开始全方面的展开重建工作之后，才逐渐系统化，并最终成型的。
为什么列宁格勒派能够在战后短短几年间，迅速的发展壮大起来？为什么日丹诺夫同志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能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的膨胀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观点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党内一大批人的支持和理解。
过去几年里，维克托一直都在莫斯科中央工作，他鲜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地方，尤其是基层实际工作的现实情况，所以，他对于大政方针的构想，或许可以高屋建瓴，但却难免是不接地气的。而在主政列宁格勒之后，尽管时间还很短暂，但有些过去看不到，或是看不清的问题，现在总归是能够接触到了。
以维克托当前的眼光来看，现如今联盟的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而这里所说的内部矛盾，主要是指民众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与联盟落后的消费品、粮食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联盟所生产的粮食以及生活必需品，根本不够人们吃的，也不够人们用的。
过去，维克托身在莫斯科，他根本体会不到这一点，因为莫斯科不仅联盟的首都，全国的粮食和物资，首先就要保证对莫斯科的供给，所以，莫斯科的市场一片繁荣，人们看上去似乎什么都不缺。
可是出了莫斯科呢？即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列宁格勒，粮食和基本消费品的供应都算不上多么充足。因为列宁格勒给了企业足够的自主权，因此，列宁格勒出现了大批的糖果厂、制酒厂，可即便是如此众多的糖果厂、制酒厂，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供不应求的。大量来自联盟各地的非法经营者，以行贿方式从这些糖果厂、制酒厂购买商品，再以走私的形式将糖果、伏特加运输到联盟各地，在黑市上出手，借以赚取巨额的利润。
这种地下经济的存在和蓬勃发展，都充分说明了一点，即联盟的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它甚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的长治久安了。
维克托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矛盾应该是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便已经长期存在了，而在那个时候，这种矛盾之所以没有凸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联盟在国际上相对封闭，民众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状况，因此，对这种消费品不足的状况，还没有太多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联盟内战刚刚结束不久，国家还始终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所以，高企的外部矛盾转移了国内的视线，这才使得这一矛盾没有上升到高度对立的程度。
可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再加上联盟在军事实力上已经优于当年的欧洲对手，外部矛盾开始变得相对缓和。与此同时，卫国战争期间，联盟封闭性的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苏联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于是，联盟便开始直面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挑战了。
